html模版《大眾哲學》: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成功范例
樊憲雷

2014年05月臘腸狗飼料04日14:59臘腸狗飼料推薦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1843年,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毛澤東也說過,作為“反映瞭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傳入中國,“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過程中,湧現出瞭眾多的理論成果,其中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稱得上是典范之作。

一、《大眾哲學》的產生

社會大動蕩的時代,也是思想大自由、文化大碰撞的時代,《大眾哲學》就產生於這樣一個時代。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日本加緊瞭侵略中國的步伐。正在日本留學的艾思奇,出於愛國主義的義憤棄學回國,於1932年到達上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1934年,經中國社會科學傢聯盟安排,艾思奇進入《申報》流通圖書館指導部,參與副刊“讀書問答”欄目工作,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通俗語言來解釋當時社會上發生的各種問題,做革命理論的宣傳、啟蒙工作,廣受歡迎。1934年10月,為瞭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讀書問答”專欄停刊,另辦《讀書生活》雜志,由李公樸任主編,柳湜、艾思奇、夏征農任編輯。由於刊物緊貼現實生活,內容生動活潑,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重要陣地。艾思奇承擔瞭“哲學講話”欄目的大部分稿件,後來,艾思奇等人又發起成立瞭讀書出版社,繼續進行革命理論的宣傳工作。1936年1月,艾思奇將他發表於《讀書生活》雜志上的系列文章匯集成冊出版,取名為《哲學講話》。《哲學講話》的出版,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出瞭神聖的殿堂,走向瞭人民大眾,成為他們的思想武器,引導無數青年走上瞭革命道路。該書很快被國民黨查禁,艾思奇又把書名改為《大眾哲學》繼續出版。

《大眾哲學》共有24篇,主要包括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三個方面的內容,比較系統地講解瞭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一本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通俗讀本。《大眾哲學》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

首先,《大眾哲學》的產生是各種社會思潮相互角逐、歷史選擇的結果。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紛紛傳入中國。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國傢主義、“鄉村建設”理論、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平民革命”理論等等,競相登場亮相。“那些先進分子從對各種思潮的反復比較推求中,得出結論:隻有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鬥目標才能救中國,別的辦法都不能救中國。”[ 《金沖及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頁。]《大眾哲學》的核心內容,正是解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這種“新哲學”,順應瞭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規律的需要。

其次,《大眾哲學》的產生是中國革命實際的需要。20世紀30年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進一步加劇,中國革命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1931年,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就指出:“黨內教育工作與思想鬥爭也是很缺乏的,一般黨員對黨的基本主張與重要策略的瞭解是很淺薄的。還有許多黨員不認識黨的階級性,把黨看成是工農或窮人黨,相信黨的個人甚過於相信黨的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基本常識的系統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黨的嚴重的註意”,提出要“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工作”。[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另一方面,國民黨出於“圍剿”共產黨和革命根據地的目的,散佈大量謠言,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極盡誣蔑之能事。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後,寵物食品國民黨對民眾的欺騙宣傳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瞭很大影響,因此“必須一刻不容緩地揭穿並暴露國民黨法西斯蒂的一切武斷宣傳”[ 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尤為必要,《大眾哲學》這樣的大眾化理論讀物正是革命實際的急需之物。

其三,《大眾哲學》的產生是與各種反動學說進行鬥爭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傳播的過程,也是和各種反動學說鬥爭的過程。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民黨政權相對穩定,它為瞭鞏固統治,維護自身利益,加緊瞭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攻擊。比如李石岑、張君勱、張東蓀等人的“唯意志論”,葉青的唯心主義,陳立夫的“唯生論”,以及蔣介石的“力行哲學”等,都是代表當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學說。這些反動學說本質上都是反唯物論和辯証法的,其目的是為瞭迷惑人民群眾。為瞭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幹部和群眾,指導和推進中國革命,就必須對這些反動學說予以揭露和批判。《大眾哲學》正是適應這種需要,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嚴厲、深刻地批判瞭以陳立夫的“唯生論”、葉青的唯心主義等為代表的反動學說。

《大眾哲學》這樣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讀物在當時並不是孤立出現的,而是湧現瞭一大批類似讀物。僅以讀書出版社為例,繼《大眾哲學》之後,就相繼出版瞭李公樸的《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如何研究哲學》、《實踐與理論》,柳湜的《實踐論》、《社會相》、《救亡的基本知識》,楚雲等人的《實踐的知識》,曹伯韓的《通俗社會學二十講》、《帝國主義》等著作,極大地推進瞭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進程。

二、《大眾哲學》的傳播途徑及其影響

《大眾哲學》出版之後,數月之內就再版4次,兩年時間裡已出到第10版,至新中國成立前印發瞭32版。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在實行政治專制的同時,也加緊瞭對文化的控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是嚴加鉗制。在這種背景下,《大眾哲學》是通過什麼傳播途徑走進人民大眾的視野之中的呢?

首先,通過書籍報刊等傳播媒介直接傳播。書籍報刊是當時最為通行的傳播載體,是《大眾哲學》傳播的重要渠道。《大眾哲學》中的不少內容,曾在《申報》副刊的“讀書問答”欄目刊登。《申報》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擁有眾多讀者,特別是在進步民主人士中間,有著很大影響。《讀書生活》雜志創立後,大力宣傳抗日思想,也廣受歡迎。“刊物一問世,就得到瞭社會人士,尤其是廣大青年讀者的支持和歡迎,有的寫來瞭熱情洋溢的賀信,有的慷慨解囊資助,《上海雜志公司》經理張靜廬還願意代為發行,每期銷量達一萬多份。”[ 潘啟發:《讀書出版社的編輯思想及現實意義》,《出版發行研究》1992年第5期。]《大眾哲學》結集出版後,更是一版再版,倍受讀者歡迎。“越查禁,越使這本書增加神秘感,使發行量不斷上升。一個到讀書出版社門市部查書的國民黨官員,無可奈何地說:‘就那麼一本書,弄得些青年神魂顛倒,搞得我們坐臥不安,毫無辦法!’”[ 謝本書:《戰士學者艾思奇》,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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